王駿發了一個帖子，叫稅務師面臨最大的生存危機，是因為稅總函（2016）407號文又取消了稅務師的法定鑒證業務。其實不但稅務師，整個財稅中介行業早已山雨欲來風滿樓，感受到絲絲寒意。
如果非要找一個與眾不同的特點，我最大的特點就是既是稅務服務的提供方，還是稅務服務的需求方，這種類似于雙手互搏式的玩法讓我可以比較清楚的看清稅務服務提供方需要提高的地方。
解決中國的稅務問題主要靠三種核心手段，第一，關系協調；第二，修飾業務，第三，商業模式轉換。早期稅務中介成長與壯大基本靠關系協調，但我們知道現在關系協調已經越來越難，主要跟大環境相關，大家的風險意識都已經提高，提高到不再把關系協調作為一種主要手段，當然關系協調手段在一定時期內還會長期存在，國外也不能避免，無非是通過陽光下的協調手段還是灰暗的協調手段。
第二，修飾業務，其實修飾業務一直存在，稅務朋友不要馬上感覺抓住了把柄，大家也不要大驚小怪，修飾業務的成分與比例并不相同。有些修飾業務某種意義上屬于女人的淡妝，算美化。有些算整容，整容又分小整和大整。當然還有一些屬于易容，易容這個肯定是完完全全的做假。稅務濫用解釋權與納稅人修飾業務是永恒的稅務實踐的主線。稅務師把這種業務修飾的能力叫稅務風險管理，主要通過管理合同、票據來讓稅務結果產生最符合稅務政策的結果。當然一些稅務師從美容師到整容醫生再到易容高手，這是一個技術發展變化的過程。其實易容高手難得一見，他們的短缺程度比知名稽查還稀缺，所以稅務不要慌張，高手都是單個的個性化產品，不是批量產品，屬于藝術品。
第三，商業模式轉換。理論上轉換商業模式沒有稅務風險，但實際上如果商業模式轉換被認定為以稅務為主要目的還是有稅務風險，特別是關聯企業之間。只是商業模式轉換不會涉及偷稅與罰款，但是補些滯納金還是極可能的。
因而我們總結了一下，在中國解決稅務問題的核心手段都是有風險的，沒有無風險的手段。只是第一與第二類極端情況還會涉及刑事責任，第三類相對低些。但是實質上商業模式的創新非常困難，本質上業務創新屬于優秀或者卓越企業的專利，平庸公司不具有商業創新的能力。即使在創新公司中由稅務發起的商業模式創新也比較少，業務版塊發起的創新是商業模式創新的主流。區別是，作為一個游走于房地產行業稅務實踐中的特殊身份，我可以以稅務的視角發現一些創新公司的創新活動帶來奇特的稅務后果，可能這些業務本身的發起之源不是稅務目的，但是由于我的稅務視角發現并固化了它的創新模式并且在稅務實踐領域可以運用。最典型如合同項下的權利轉讓，委托關系下的所得稅處理、金融工具的稅務問題等。這些所謂的商業模式創新是以千億級的業務量為基礎，在這個基礎上篩選與識別并且固化，其實這些創新的火花之源來自于房地產這個行業，而且多數不是房地產行業稅務，只是我們以稅務視角發現并且收集了它們。然后它們才成為房地產稅務的商業模型轉換之源。從無稅務目的的產生一個創新模式到最終作為稅務工具這個轉讓率是非常低下與困難的，所以實際上商業模式創新幾乎只是成為了一種傳說，沒有一個千億級量的積累是不可能實現的。
由此我們實際上稅務服務的提供方就出現了嚴重的問題，基本上可以解決問題的都是帶有風險的，而且可能是越有效的風險越高，其實許多研究對于最后解決問題毫無用處，例如，我最近讀了增值稅制比較與企業所得稅制比較，從全世界的角度來思考，我們所有的問題都不是問題，因為別的國家都是有答案與參考答案的，但是了解了全世界卻并不能解決中國的現實問題，因為這在中國是一個空白，也不會有一個稅務官員會根據外國的稅制來處理中國的稅收實踐。政策的研究是否有意義？答案肯定是有的。所有的稅務實踐派都要研究政策，就象外科醫生都要研究人體結構，但是一個卓越的外科醫生并不是理論研究最深的人，而是手最穩的人，保證沒有一毫米的偏差，這就是對外科醫生的要求。稅務實踐也是如此，最后PK的是那一毫米偏差的掌握，這是對結果的追求。政策研究最大的幫助，就是可以預判下未來的走勢，也許未來永遠不會發生，但是也可能發生。以此為職業的人在這種預判中可以獲得成就感。
再報告一個令人沮喪的消息，稅務師解決問題的核心手段是三個，但是販賣一些小道消息是一部分稅務師提供服務的重要內容，現在這個市場也被嚴重的擠壓。由于大環境的原因，稅務局已經不是一些稅務技術官員終身的職業選擇，于是今年相當一部分的稅務官員選擇了下海，從處級到科員不等。他們極大的提高了企業的稅務政策水平，但是更大的沖擊可能不是政策本身，而是稅務的小口徑與征管的手法得以在企業得到普及，稅務的后臺處理方法對于企業不再神秘，而一些稅務師缺少了狐假虎威的道具。
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販賣小道消息與解讀政策是稅務師的主要生存之道，但是在2016年，這些基本被嚴重擠壓，稅務師的生存空間被突然擠壓到非常狹窄的空間，即辛苦費與偶爾的關系協調型業務，真是到了直面行業生存危機的時刻，行業也面臨著轉型與升級。
真的只能坐以待斃嗎？也不是。稅務的規模化效應一直不顯著，是因為規模化并不是人多，一百個沒有做過并購經驗的人，在并購這種領域就不是規模。一個做過三百例并購的人，雖然是一個人，但是他就是規模，一個做過三百例，再加上一個做過二百例的人，兩個人就是規模效應。為什么沒有規模效應，是因為一旦做了百例以上脾氣難免見長，個性非常難整合。所以稅務一直沒有大所出現，因為大家缺少犧牲自己成就團隊的個性。
王駿也許為我們試點了一種方式，就是松散的集合，實現資源的共享，在全國的范圍內實現經驗的共享。但是王駿的試點方式適用于培訓卻不適用于咨詢，咨詢經驗的互換與共享是更高層面的合作，沒有共同的價值觀與一定的信任度是難以實現的。
稅務實踐走到今天，如果還沒有一個滴滴打車式的模式，那么稅務這個行業還是一個小行業，因為沒有人可以有能力服務3000億銷售收入以上的業務量。所有的集團稅務總也只能是抓大放中，救火式的開展工作，沒辦法深耕。目前出現了一個非常不好的苗頭，就是大企業的稅務人員在行業內平均素質已經好過中介。其實這是一個正常的結果，我十年前就問過一個問題，一個從來沒有從事過房地產的人，卻成了房地產的稅務專家，房地產整個行業都是蠢材嗎？但是這在十年前，卻是非常正常的情況。
時代在發展，聯合已經成為被動的求生存的選擇。
